在哀慟中行動
副主席兼新聞自由小組召集人任美貞

「這是最好的時代，也是最壞的時代；
這是智慧的時代，也是愚昧的時代；
這是信仰的時代，也是懷疑的時代；
這是光明的季節，也是黑暗的季節；
這是希望的春天，也是絕望的冬天.…

這些被用透了的狄更斯名句子，正好是2019年香港的寫照；對於做了記協十年執委的我，更是點滴在心頭。

在當權者的暴力打壓下，記協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存在感， 從一個坐而論道、發發聲明的組織，變成一個「戰地」工會。

在「催」煙四起、子彈橫飛的「戰場」，記協百多套安全裝備，幫了本地和海外記者，卻救不了印尼女記者的一隻眼；晝夜未宿的律師團隊和度身訂造的被捕指南，救得了被拉到警署的記者，卻解除不了警方以核實身份為由，用胡椒水來執行的現場拘留；一眾心理和精神科醫生的義診，撫慰記者創傷心靈，卻無法趕走他們夢中的血腥場面；一椿一件的記者遇襲記錄，最後連當事人也變得麻木，無人再來舉報。

這些都是看得見的，真正的大殺傷力武器卻沒有硝煙也不見血。第一種名為「法律手段」，以反起底的名義，警隊申請禁止公眾使用和披露警員個人資料的禁制令，至今只有1人因此被控；警察工會禁查選民名冊的申請，令區議會選舉在沒有傳媒的種票考核下進行；還有律政司在最少六宗刑事官司中申請警員身份保密要求。

對此，不少傳媒選擇了沉默與旁觀，質疑和抗議的社論絶無僅有。我們別無他選，只能迎戰。對無理的訴訟提出抗辯之餘，還要採取主動，以司法覆核挑戰警方對採訪工作的種種阻撓，又拒絕掛上委任證的做法。

多得義工團隊通宵達旦的資料搜集和義務法律團隊的滔滔雄辯，令新聞工作者可以免於起底和選民名冊兩大禁令，但沒有人額手稱慶，因為香港掉失了的一大塊保護人權制度和領土，我們只是搶回了一小塊，而且以「法治」港才剛開始。

還有一種大殺傷力武器是「文宣」，又名假新聞。先有來自警隊的所謂「假記者」；再有內地官媒和御用文棍的「廿蚊一張記協證」失實報道；社交媒體上將被警員強扯下來的防毒濾罐，變成記者手中石頭等大量假新聞。

真記者不敵假新聞，「政府要發證、記者要考牌」這種只見於極權國家的手段，竟然從茶樓、社媒走上一個自由社會的立法機構，可悲的是沒有一家傳統媒體與其爭辯。

外面烽煙四起，刀光劍影，內部則是多個回合的路線爭論：記者應否罷工抗議警暴?執勤記者應否參與抗議行動?誰是記者?不同的形式、不同的場景，問的其實就是同一問題– 記者是誰?不同世代有不同定義，隔著手機展幕，也見面紅耳熱。

到了5月中，一切希望和失望、信仰和懷疑都變得無足掛齒了。北京宣布會頒布國家安全法，香港新聞自由進入倒數，哀慟之餘，我們選擇了行動。幾位義工在兩周內寫成報告，向聯合國新聞自由專員投訴警隊對記者的暴力、預警官方記者認證以及國家安全法的打擊。

書生文章連蟷臂也算不上，只是作為記者，不管當下是希望還是絶望，周遭是光明還是黑暗，就要把事實記錄下來，好讓人民不會忘記。這也是記協未來的使命，直到拉人封鋪的那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