沙士．地震．反修例
譚蕙芸
2003年，我還是報館新鮮人，沙士襲港，短短幾個月奪去了香港近三百條人命，八個醫護人員殉職。我不停跑醫院和殯儀館，把疫情的殘酷紀錄下來。轉眼十七年過去，想不到，另一場疫症又再席捲全球。
2008年，我轉到電視台工作，四川發生大地震，死傷十萬人。香港的記者趕赴災區，我抵埗較遲，看到的只有頹垣敗瓦，和不停流淚的父母。內地人民碰到香港記者都搶着向我們訴冤情，讓我們報導豆腐渣工程。後來才知道，那一年是中港關係的轉折點。在此之前，香港人對中國整體印象正慢慢變好，2008之後，一切已經沒法回去了。
在香港當記者和新聞老師近20年，總覺得記者這行業頗孤獨，普通人不覺得記者太重要，還會批評我們「只會作故仔」、「不過是狗仔隊」。記憶中，香港人認知到記者的重要性，只在2003年沙士、2008四川地震等事件發生的時候，採訪回來，市民還是會給我們敬重的眼神，知道記者是冒着生命危險去工作，但對記者的認知只限於「你們很勇敢」之類。
直至2019年，一個夏天，發生翻天覆地的改變。香港的大街小巷，民居商場，大學和鐵路，成為了警民對峙的戰場。反修例運動因為政府的不回應，警方的武力升級，從和平遊行演變成激烈衝突。
猶記得2019年之前，因為雨傘運動未能成功爭取實質成果，不少人對時事和新聞都沒興趣。新聞的點擊率下降，記者生計也成問題。我在大學教新聞，年輕人寧可北上深圳喝「喜茶」，我問他們想不想做記者？學生都說沒興趣。
幾個月後，同一批學生以學生媒體記者的身份，戴着頭盔和防毒面具在示威現場採訪。我再問他們同一個問題，想不想做記者？他們猛力地點頭，「沒想過做記者這麼有意思。」
11月17日傍晚，理工大學圍城，裝甲車在天橋上燃燒，我在現場遇到幾個不認識，來自不同院校的學生記者，我忍不住跟他們說：「記着，做記者的筆和鏡頭，千斤重，我們要記得自己的文字和影象，影響力之大，要記得我們的責任。」年輕記者當時的臉色和眼神，忽然凝重起來，承受着和他們年紀不相稱的壓力。
那一個晚上，警方宣布把理工大學封鎖，裡面的人包括記者，有機會被控告暴動罪。18日的凌晨三時，我與數十名學生記者一起離開防線。警方逐一檢查我們的證件，搜身、搜袋，才能離開。
採訪反修例運動逾半年，我猶如重新學習如何當一個記者。多年的採訪和教學經驗，反而令我更加謙卑。我認識到，記者面對整場運動，從採訪格局、資訊發放、與消息源如何相處，都是全新的，舊的一套要時刻檢討、反思、修訂。
採訪時遇上危險，我會利用以往採訪疫症、地震、車禍的心理狀態和紀律去處理。然而反修例運動中，記者處身的位置涉及複雜的倫理考慮，如何在媒體混戰中守好專業，如何與消息源共處而守住報道事實的底線，面對的挑戰之多，是近年香港新聞史上罕有的體驗。
傳統主流媒體的運作慣例，例如以beat分工，與官方消息源保持良好關係，碰上了反修例，立即引爆了矛盾。警方、政府的那一套話語，與現場記者所目睹的，處於割裂狀態。
我們採訪時被子彈射、被噴胡椒、被辱罵、被擋鏡頭、被無理拘捕，採訪自由被赤裸裸侵犯，惡劣的安全環境下，如何能夠繼續採訪，又適時捍衛自己的採訪權？
香港成為了全球新聞的焦點，狹窄的香港街道，一時間聚集了百計記者，世界級的歷史現場，誰有能力處理這麼大批而背景迴異的傳媒人員，身處其中的記者，又如何與行家及在場各方相處？
新科技出現，無間斷的直播，網上平台的聚說紛紜，真假消息滿天飛，有片也未必有真相。「記者」這個身份定義之難，反映了時代的挑戰，若我們守不住報道事實的天職，我們將失去一切。在反修例運動中，不讓報道出錯成為了考驗，連國際媒體都曾經因為錯報新聞而要道歉。
一場反修例運動讓記者這一崗位，受到民眾前所未有的注視。從好的一面看，市民開始覺醒，傳媒是公民社會的重要一環，市民不再視資訊為商品，明白新聞若免費提供未必是好事。觀眾開始認知守護新聞媒體是公民責任，大家亦願意掏腰包支持或捐獻給良心媒體。
但亦由於反修例運動涉及的尖銳矛盾，沒有人不想影響記者。「為甚麼你拍攝這裡，不拍攝那裡？」「為甚麼你不替這張相打格？為甚麼你不公開這些照片讓當時人得到幫助？」「為甚麼你把這些人寫成了好人？為甚麼你把這些人寫成了壞人？」
對記者的建言來自四方八面，有些是友善的提議，有些是有力量的操控。我們要明白，定義「記者」這身份的人，不是傳媒僱主、不是政府官員、不是社會上特定的群體，我們要面向整體社會和公眾利益。記者這一個身份承載着大眾的信任，如何保住這一份信任，記者必須時刻反思，並讓大家認知記者維持獨立性的必要。
猶記得7月14日，我正在採訪沙田區遊行。忽然，遊行隊伍中讓出了一條走道，有人大喊「記者！記者！」。我從背包裡拿出反光衣和頭盔，一名熱心的女士上前替我穿上了反光衣，說了一句「記者，小心！」
我忽然想起，2008年到四川採訪地震時，曾經採訪過小鎮官員貪腐的新聞，我和採訪隊離去前，整條村的村民都出來護送我們香港記者離開。那一種送別我們的眼神，如此相似，「記者，請你把我們的消息傳開去！」只會在訊息不流通的社會，面對不公義的社會，人們才會對記者投以這種殷切的期望眼神。